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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八十载发现发掘记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8:06:56 阅读: 来源:调速器厂家

2013年1月15日,主持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宣布,疑似古蜀国“宫殿”的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和“仓包包城墙”、“北城墙”,相继于近期被发现和发掘。雾中王国三星堆的神秘面纱再次被今人撩动,古国全貌或许正在一步步地向世人展现。本期专题将带您回望三星堆遗址八十年发现发掘始末,细数三星堆最引人争议的几大谜团,了解古国浮现过程。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三星堆遗址的土地上,遗产的守望者们仍在默默找寻着这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下埋藏的秘密。其中,宫殿区和城墙是数代考古学人数十年苦苦追寻的对象。新近疑似“宫殿”的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的发现和发掘,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同时亦巩固了三星堆遗址作为长江上游文明核心区域的地位。

但是,正如参加这次发掘成果论证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我国考古学家李伯谦所言,考古如同泥地拔萝卜,萝卜拔出来后才发现,所带的泥巴比萝卜还多。数千年后,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曾经辉煌的王国而今只留下“大地无言”,“青铜无声”……历史仿佛为我们营造了一座跨越了三千年时空的迷宫……

三星堆“国王”的墓在哪里?青铜冶炼遗迹在哪里?……无数关于“国”与“城”的佐证还需找寻与论证。

是谁创造了三星堆文明?是古蜀土族人,还是外来民族?

三星堆文化作为一支独特的史前文化其来源是什么?是自身独立发展的结果,还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所致?如果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是来自西北,来自西南,来自东方、抑或西亚、南美?

曾经居住在三星堆遗址上的古蜀居民其族属是什么?是羌,是夷,是巴,还是……

三星堆有自己的“文字”吗?对于这个史书上鲜有记载的王国,它产生于何时?持续了多久?后来又为什么如烟尘般突然消逝了?

三星堆古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什么?在那个人神共舞的时代,神权与王权是如何合二为一,而王与巫、人与神又是怎样地复合交融、统驭下民?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三星堆青铜器群,这一大批极其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的器物,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远古时代,它们是如何产生的?

古人为什么要将如此精美的文物火烧砸碎再埋于坑中?而埋藏文物的两个祭祀坑,其年代有多久?

……

那是一个雾中的王国,那是一个混沌的时代,历史的真相由于时间的流逝被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化作了一个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千古之谜。

“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的历史由于史书的详尽记载而显得脉络过于清晰,缺乏神秘感。所幸,我们还有三星堆……”著名学者余秋雨的这段话道出了真谛:神秘正是三星堆独特魅力所在,它激励着人们去探索、去破译三星堆千古之谜,找寻那个陨落已久的神秘古国。

“三星堆”之名的由来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地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二级阶地上,距市区7公里。其文化遗存广泛分布在南兴镇三星村、真武村、回龙村及三星镇仁胜村、大埝村,遗址范围达12平方公里以上。

所谓“三星堆”,就是在南兴镇的三星村内,一段约为两百米长的“土梁埂”上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因其形如星辰,故称三星堆。而在它的北面,就是1929年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的犹如一弯新月的台地——月亮湾。

三星堆与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很早以前便是当地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三星伴月”,并被称之为“汉州八景”之一。清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中记:治(今广汉)西十五里,有“三星伴月堆”。此仅系指地理形貌而言,并不知其为商代蜀国所建造的巨大土建工程之一。

发现三星堆第一人

由于蜀人“不晓文字”,神秘的古蜀国都城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之中。千年以来,马牧河依旧静静地流淌,三星伴月堆上的野草年复一年的生长与消亡。直到1929年,一位名叫燕道诚的普通农民,因偶然的机缘,在不经意间叩响了沉睡了三千多年的一个远古国度的门扉,成为发现三星堆的第一人。

那年春天,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保在挖车水沟准备安放水车时,无意间挖出了一块色彩斑斓的玉石。燕道诚认定,下面一定埋有宝物,于是他们不动声色,悄悄覆土掩埋。待到夜深人静时,燕家人返回水沟,取出400多件玉石器。但善良老实的燕道诚知道,一旦这个消息走漏,很可能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灾祸。于是他指挥家人将这些玉石器分散,重新埋入老房屋基四周。

一年后,燕道诚将部分玉石器馈赠亲友及乡邻……广汉出土玉石器的消息不胫而走,这立即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重视与关注。当时,在广汉地区传教的英国牧师董宜笃得知此事,意识到这批器物非同寻常,便找到当地驻军旅长陶宗伯并与其协商,希望尽可能地搜集并保存这批文物,并与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联系文物收藏。

1931年,华西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等人,在董宜笃和陶宗伯的陪同下,对月亮湾进行了考察、拍照。

1934年春,在征得四川省教育厅同意后,广汉县国民政府邀请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和美籍教授葛维汉,率考古队进驻三星堆进行调查发掘。当时发掘出土文物600多件,全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此后,燕道诚亦将部分文物捐赠给华西大学博物馆。

这便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三星堆遗址一带文化遗存的正式发掘。葛维汉、林名均等人,被郭沫若称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郭沫若认为,这里可能是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发掘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

自此,引发出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遗址考古。

蜀地传说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原始初民在三星堆一带繁衍生息。这里曾是四川地区古代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过去鲜为人知。清乾隆《汉州志·沿革》记载:“汉州,《禹贡》梁州之域,古蜀国地,商周因之。秦惠王九年伐蜀,置蜀郡。汉高帝六年分蜀地置广汉郡于乘乡,领十三县,广汉名始此。”清代的汉州,即今之广汉。只知其为古蜀国地。

据史籍记载,古老的蜀国有四代王。传说第一代王是教会蜀人“种桑养蚕”的蚕丛,他受到古蜀先民崇拜,被拥立为王。后世人景仰他,奉他为蚕桑纺织业鼻祖之一。史载,蚕丛最早居住在“岷山石室”中。据此,人们推测蜀人最早居住在岷江上游地区,后来才顺江而下,迁居到成都平原一带。 甲骨文的“蜀”,上半部为纵目,下半部为吐丝之蚕,因此推断,“蜀”很可能与蚕丛有关。

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又名柏濩。传说柏灌是一种鸟,大概就是一个以鸟为族名或图腾的部族。在成都附近还相传有柏灌王墓。

第三代蜀王叫鱼凫。鱼凫是一种水鸟,也就是鱼鹰,四川俗称“鱼老鸹”,以善捕鱼而被家养。在三星堆遗址北面的雁江,现今仍可见到入河捕鱼的鱼老鸹。

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 “鸟头勺把”陶制舀酒器具。勺把上的鸟造型与现在的鱼鹰非常相似,由此推断这些器物是鱼凫王朝时期留下来的。还有一种可能是“鱼”部族和“凫(即鸟)”部族联合而形成的“鱼凫”部落,建立了鱼凫王朝。在三星堆出土的举世闻名的金杖上,就绘有一幅“鱼”、“鸟”组合的图案。

第四代王杜宇,又名望帝。关于杜宇,有一个悲壮的故事。传说杜宇“教民务农”。因为他发展了农业,受到人民的爱戴,所以被拥立为王。后来蜀国发生了水灾,杜宇难以治理,则任用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鳖灵为宰相,治理水患。鳖灵因功绩卓著而争取了民心,乘机取代了杜宇,自立为王,称为丛帝。杜宇失国后被迫归隐西山,每当春夏之际,杜宇怀念故国,化为杜鹃鸟,悲切呼唤,啼泪成血,成语“杜鹃啼血”便源于此。位于成都郫县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望丛祠,奉祀的就是杜宇和鳖灵这两位蜀人的老祖宗。

对于几代蜀王的活动区域,一般认为在今岷江上游。按杜宇以“南中为园苑”之说,当时蜀国疆域南边可能已到达云南、贵州一带。其立国建都地点,仅有蜀王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及“开明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之说,蚕丛、柏灌、鱼凫王建都何处,则无记载。难怪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他的《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石破天惊 两坑现世

1953年,宝成铁路开工后,时任铁路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西南博物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先生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祐等人,到广汉中兴乡马牧河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月亮湾、三星堆都有古文化遗址。

考古学家的神奇预言

1963年,四川省博物院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在燕家院子附近选了三个点,发掘了150平方米,出土有玉石器、陶器残片、骨器、青铜器残片……并发现房址、建筑基址等。

在1963年的考古发掘现场指导中,冯汉骥教授很有预见地指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他在与童恩正教授合写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中指出:发现玉器的地点,即为其手工业作坊所在地,历年来出土的玉石器、半成品和石坯,应当就是这个作坊的产物。二十三年后,那石破天惊的一幕验证了他的预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群众时有发现文物及遗迹。

文物发掘与砖厂取土的“龟兔赛跑”

1975年,南兴镇在三星堆旁建起了第二砖瓦厂。工人在三星堆的土梁埂上取土制砖时,发现了大量陶器残片。由于考古队忙于其他工作,所以没有随即对遗址进行发掘。直到1980年春,四川省文管会、博物馆考古队赵殿增、范桂杰、胡昌钰、李昭和到三星堆,才目睹了文化层一个半堆子的土梁埂已被挖完的状况。四川省文管会见此情况,认为抢救发掘势在必行,于是将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从此,三星堆文物发掘与砖厂取土开始了一场“龟兔赛跑”。

1980年至1985年,四川省文物保护部门及广汉县政府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石器、陶器,发掘清理出了古遗址中少见的房屋基址,并且找到了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段城墙遗址。从连年发掘出土的石器、陶器之多以及当地群众采集的出土文物来看,整个遗址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经过反复地考古调查发现,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约在十二平方公里以上,应当是四川迄今为止发现范围最大的一处古文化遗址。

1986年3月5日,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工作人员上百人。这次发掘分成三个发掘区,在短短三个多月中,发掘5×5的探方53个,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厚的达2.5米以上。早期地层的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四千八百年左右。这次发掘,共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石器等文物。然而,考古队却与两个大型祭祀坑擦肩而过,考古队所布探方与祭祀坑最近仅相距20来米。

在这次田野发掘结束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三星堆旁的砖厂取土工地传来。

1986年7月18日,砖厂取土民工杨运洪、刘光才在距地表1.5米深的地方,突然挖出了十多件玉石器。当时驻扎在砖厂整理出土器物标本的四川省考古队陈德安、陈显丹闻讯后随即赶赴现场,动员民工上交了出土文物。经主管部门同意,及时安排暑假期间留住三星堆砖厂的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和广汉文物干部一道,就地布方,进行抢救性发掘。当清理完文化层,在生土层上出现长方形的五花土后,一个长4.5米,宽3.3米的土坑显露出来。然后再清除坑内夯土层,火烧过的骨灰渣,陶尖底器、铜戈、铜瑗、玉石器残块陆续出土了。随着发掘清理不断深入,铜尊、铜盘等器物相继出土。出乎意料的是,如同真人大小的青铜人头像也相继出现。

7月27日凌晨3点,突然间,金杖局部在土坑中部耀眼而显。考古队员强抑欣喜,随即停止施工,回土掩埋,派出专人分别向广汉县和省文物考古所汇报。参与发掘的四川大学张文彦同学连夜冒雨骑自行车40公里回成都报告,途中摔掉两颗门牙。第二天,广汉县主管部门,广汉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陈治山听到喜讯后,立即通知县公安局派出武装民警和文物干部敖天照到发掘现场进行保护。待36名武装民警到达现场后,发掘人员才宣传发现金杖。

砖厂民工再次打开“阿里巴巴宝藏”

砖厂民工在三星堆“土埂”旁的偶然发现,将埋藏三千年的地下宝库突然打开了,犹如神话“阿里巴巴宝藏”的再现。一号祭祀坑先后清理出青铜人头像13件,经过修复整理,还有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铜戈、铜瑗等青铜器178件,以及玉器129件、石器70件、陶器39件、海贝124枚、金器5件。

清理完一号祭祀坑,不到一个月,二号祭祀坑的一角又被砖厂取土民工发现了。8月14日,最先是民工杨永成、温立元在距地表1.4米深的泥土中,一锄就挖到青铜人面像的额部,“砰”的一声,刨开一看,满布铜锈的人面像的眼睛、鼻孔出现了,青铜罍(lei 读“雷”音)的口沿也露了出来。

由于砖厂民工在一号祭祀坑见过这类器物,因此意识到又是一坑“宝物”即将出土,便立即报告考古队。经发掘清理,二号祭祀坑比一号祭祀坑的器物还要多。清理完文化层和坑内夯土,在一个长5.3米,宽2.3米的土坑中,铺满了六十多根象牙,令人瞠目结舌。

在象牙下层是满满一坑青铜器,还有玉石器等。二号祭祀坑总共出土金、铜、玉、石、骨器一千四百余件,海贝约四千六百枚。这一大批器物,制作工艺精湛,造型神秘怪诞,充分展示了三千年前古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也证明了三星堆古城遗址是商代古蜀方国的国都。

其中那尊连座2.6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或许就是古代蜀国的国王兼神巫之长的造像。而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那根1.42米长、重达463克,刻有精致的鱼、鸟、人面纹图案的金杖,也许就是蜀王鱼凫时代的权杖,可能是作为鱼凫氏族曾经在三星堆建都立国的实物例证。

这次石破天惊的发现,对研究中国蜀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把巴蜀文化上限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海内外新闻媒介及考古学界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比著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他们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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